司马光简介

  司马光(1019年11月17日-1086年)初字公实,更字君实,号迂夫,晚号迂叟,司马池之子。汉族,出生于河南省光山县,原籍陕州夏县(今属山西夏县)涑水乡人,世称涑水先生。司马光是北宋政治家、文学家、史学家,历仕仁宗、英宗、神宗、哲宗四朝,卒赠太师、温国公,谥文正。他主持编纂了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编年体通史《资治通鉴》。司马光为人温良谦恭、刚正不阿,其人格堪称儒学教化下的典范,历来受人景仰。

生平
  司马光,山西夏县人。其远祖可追溯到西晋皇族安平献王司马孚。司马光的父亲司马池曾为兵部郎中、天章阁待制(属翰林学士院),在藏书阁担任皇帝的顾问,官居四品,一直以清廉仁厚享有盛誉。司马光出生时,他的父亲司马池正担任光州光山县令,于是便给他取名“光”,七岁时,司马光“凛然如成人,闻讲《左氏春秋》,即能了其大旨”,“手不释书,至不知饥渴寒暑”。

  宋仁宗宝元元年(1038)中进士甲科,在华州(今河南郑县)担任地方官。初任奉礼郎、大理评事一类小官,后经枢密副使庞籍的推荐,入京为馆阁校勘,同知礼院,至和元年(1054),随庞籍到并州(今山西)为官,后改并州通判。嘉祐二年(1057)庞籍因事获罪,司马光引咎离开并州。宋仁宗末年任天章阁待制兼侍讲同知谏院。嘉祐六年(1061)迁起居舍人同知谏院。

  司马光立志编撰《通志》,作为统治者的借鉴,治平三年(1066)撰成战国迄秦的《通志》八卷上觐宋英宗,英宗命设局续修,并供给费用,增补人员。宋神宗即位后,以其书“有鉴于往事,以资于治道”,赐书名《资治通鉴》,并亲为写序。此时王安石在宋神宗的支持下行新政,司马光竭力反对,与安石在帝前争论,强调祖宗之法不可变。神宗命他为枢密副使,坚辞不就。熙宁三年(1070),自请离京,以端明殿学士知永兴军(现陕西省西安市),次年退居洛阳,任西京留守御史台,以书局自随,继续编撰《通鉴》,元丰七年(1084)成书。书成后,司马光官升为资政殿学士。

  元丰八年(1085)宋哲宗即位,高太皇太后听政,召他入京主国政,次年任尚书左仆射、兼门下侍郎,数月间罢黜新党,尽废新法,史称“元祐更化”。司马光执政一年半,即与世长辞,“京师人为之罢市往吊,鬻衣以致奠,巷哭以过车者,盖以千万数”,灵柩送往夏县时,“民哭公甚哀,如哭其私亲。四方来会葬者盖数万人,家家挂象,饭食必祝”。死后,宋哲宗将他葬於高陵。追赠太师、温国公,谥文正,赐碑“忠清粹德”。

  对司马光的为人,朱熹评论:公忠信孝友恭俭正直出于天性,其好学如饥渴之嗜饮食,于财利纷华如恶恶臭;诚心自然,天下信之。退居于洛,往来陕洛间,皆化其德,师其学,法其俭。有不善曰:君实得无知乎!博学无所不通。(《三朝名臣言行录》卷7)

成就
  司马光的主要成就反映在学术上。其中最大的贡献,莫过于主持编写《资治通鉴》。宋神宗熙宁年间,司马光强烈反对王安石变法,上疏请求外任。熙宁四年(1071),他判西京御史台,自此居洛阳十五年,不问政事。这段悠游的岁月,司马光主持编撰了294卷300万字的编年体史书《资治通鉴》。司马光的独乐园,既是他的寓所,也是《资治通鉴》书局所在地。这里环境幽美,格调简素,反映了园主的情趣和追求。其书局在汴京时已奉诏成立,除了司马光之外,当时的著名学者刘恕、刘攽和范祖禹都参与了书局的工作。其中,司马光任主编,刘恕、刘攽、范祖禹为协修,司马光的儿子司马康担任检阅文字的工作。司马光来洛阳后,便把《资治通鉴》书局由汴梁迁到洛阳。在独乐园中常住的不仅有书局的工作人员,当时洛阳的名贤如二程、邵雍文彦博、吕蒙正等也常来此聚会,堪称是一个学术中心。

  他在《进资治通鉴表》中说:“臣今筋骨癯瘁,目视昏近,齿牙无几,神识衰耗,目前所谓,旋踵而忘。臣之精力,尽于此书。”司马光为此书付出毕生精力,成书不到2年,他便积劳而逝。《资治通鉴》从发凡起例至删削定稿,司马光都亲自动笔,不假他人之手。

  《资治通鉴》是我国最大的一部编年史,全书共二百九十四卷,通贯古今,上起战国初期韩、赵、魏三家分晋(公元前403年),下迄五代(后梁、后唐、后晋、后汉、后周)末年赵匡胤(宋太祖)灭后周以前(公元959年),凡一千三百六十二年。作者把这一千三百六十二年的史实,依时代先后,以年月为经,以史实为纬,顺序记写;对于重大的历史事件的前因后果,与各方面的关联都交代得清清楚楚,使读者对史实的发展能够一目了然。宋元之际史学家胡三省说:“为人君而不知《通鉴》,则欲治而不知自治之源,恶乱而不知防乱之术。为人臣而不知《通鉴》,则上无以事君,下无以治民。……乃如用兵行师,创法立制,而不知迹古人之所以得,鉴古人之所以失,则求胜而败,图利而害,此必然者也。”(《新注资治通鉴序》)王应麟说:“自有书契以来,未有如《通鉴》者。”清代大史学家王鸣盛说:“此天地间必不可无之书,亦学者不可不读之书”(《十七史商榷》卷1)。近代著名学者梁启超评价《通鉴》时说:“司马温公《通鉴》,亦天地一大文也。其结构之宏伟,其取材之丰赡,使后世有欲著通史者,势不能不据以为蓝本,而至今卒未有能愈之者焉。温公亦伟人哉!”

  司马光著述颇多。除了《资治通鉴》,还有《通鉴举要历》八十卷、《稽古录》二十卷、《本朝百官公卿表》六卷。此外,他在文学、经学、哲学乃至医学方面都进行过钻研和著述,主要代表作有《翰林诗草》、《注古文学经》、《易说》、《注太玄经》、《注扬子》、《书仪》、《游山行记》、《续诗治》、《医问》、《涑水纪闻》、《类篇》、《司马文正公集》等。在历史上,司马光曾被奉为儒家三圣之一(其余两人是孔子和孟子)。《训俭示康》收入高中语文课本。

司马光的诗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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客中初夏

宋代司马光

四月清和雨乍晴,南山当户转分明。
更无柳絮因风起,惟有葵花向日倾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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西江月·宝髻松松挽就

宋代司马光

宝髻松松挽就,铅华淡淡妆成。青烟翠雾罩轻盈,飞絮游丝无定。
相见争如不见,有情何似无情。笙歌散后酒初醒,深院月斜人静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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训俭示康

宋代司马光

  吾本寒家,世以清白相承。吾性不喜华靡,自为乳儿,长者加以金银华美之服,辄羞赧弃去之。二十忝科名,闻喜宴独不戴花。同年曰:“君赐不可违也。”乃簪一花。平生衣取蔽寒,食取充腹;亦不敢服垢弊以矫俗干名,但顺吾性而已。众人皆以奢靡为荣,吾心独以俭素为美。人皆嗤吾固陋,吾不以为病。应之曰:“孔子称‘与其不逊也宁固。’又曰‘以约失之者鲜矣。’又曰‘士志于道,而耻恶衣恶食者,未足与议也。’古人以俭为美德,今人乃以俭相诟病。嘻,异哉!”

  近岁风俗尤为侈靡,走卒类士服,农夫蹑丝履。吾记天圣中,先公为群牧判官,客至未尝不置酒,或三行、五行,多不过七行。酒酤于市,果止于梨、栗、枣、柿之类;肴止于脯、醢、菜羹,器用瓷、漆。当时士大夫家皆然,人不相非也。会数而礼勤,物薄而情厚。近日士大夫家,酒非内法,果、肴非远方珍异,食非多品,器皿非满案,不敢会宾友,常量月营聚,然后敢发书。苟或不然,人争非之,以为鄙吝。故不随俗靡者,盖鲜矣。嗟乎!风俗颓弊如是,居位者虽不能禁,忍助之乎!

  又闻昔李文靖公为相,治居第于封丘门内,厅事前仅容旋马,或言其太隘。公笑曰:“居第当传子孙,此为宰相厅事诚隘,为太祝奉礼厅事已宽矣。”参政鲁公为谏官,真宗遣使急召之,得于酒家,既入,问其所来,以实对。上曰:“卿为清望官,奈何饮于酒肆?”对曰:“臣家贫,客至无器皿、肴、果,故就酒家觞之。”上以无隐,益重之。张文节为相,自奉养如为河阳掌书记时,所亲或规之曰:“公今受俸不少,而自奉若此。公虽自信清约,外人颇有公孙布被之讥。公宜少从众。”公叹曰:“吾今日之俸,虽举家锦衣玉食,何患不能?顾人之常情,由俭入奢易,由奢入俭难。吾今日之俸岂能常有?身岂能常存?一旦异于今日,家人习奢已久,不能顿俭,必致失所。岂若吾居位、去位、身存、身亡,常如一日乎?”呜呼!大贤之深谋远虑,岂庸人所及哉!

  御孙曰:“俭,德之共也;侈,恶之大也。”共,同也;言有德者皆由俭来也。夫俭则寡欲,君子寡欲,则不役于物,可以直道而行;小人寡欲,则能谨身节用,远罪丰家。故曰:“俭,德之共也。”侈则多欲。君子多欲则贪慕富贵,枉道速祸;小人多欲则多求妄用,败家丧身;是以居官必贿,居乡必盗。故曰:“侈,恶之大也。”

  昔正考父饘粥以糊口,孟僖子知其后必有达人。季文子相三君,妾不衣帛,马不食粟,君子以为忠。管仲镂簋朱纮,山节藻棁,孔子鄙其小器。公叔文子享卫灵公,史鰌知其及祸;及戌,果以富得罪出亡。何曾日食万钱,至孙以骄溢倾家。石崇以奢靡夸人,卒以此死东市。近世寇莱公豪侈冠一时,然以功业大,人莫之非,子孙习其家风,今多穷困。其余以俭立名,以侈自败者多矣,不可遍数,聊举数人以训汝。汝非徒身当服行,当以训汝子孙,使知前辈之风俗云。

文章本天成,妙手偶得之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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